第十七章

所谓人生，对普通人而言，无非是既活着，就得讨生活；而所谓生活，无非就是，如果想活得好点儿，那就得努力多挣点儿钱。

对普通人而言，挣钱是毫无诗意的事，能习惯那过程就算不普通了。

谢天谢地，我和娟对我俩挣钱的过程早已习惯，所以我俩都觉得自己是十分幸运的人。

转眼到了四月，深圳又成了一座生机勃勃的不夜城，年轻人成批成批来到深圳，大学生更多了。深圳如同一座向年轻人吹起了集结号的兴旺之城，日新月异，越发美了——那是一种由少女变为女郎的渐趋成熟的美。

我们的新店顺利开张，营业额逐月增长，效益符合预期。

药店也挂牌了——徐主任做了担保人，玉县护校的百年历史也起到了促成的作用。那时人们已能从电脑中搜索到许多信息，玉县护校的历史也因此被审批部门钩沉了出来，或者也可以说，我的“校长妈妈”保佑了我。

我还是在药店辟了一角卖书——主要是医药类、养生类书籍和童书，也有少量畅销书，效益还不错。书架是高翔设计的三角立体式的，没占多大地方。

每天，我从照相馆走到药店，像打卡上班一样准时。娟和她弟也准时去往超市上班，各有各的钥匙。那是很奇怪的日常，因为我和娟见面的次数少了。如果互相想念了，要么我提前上班，要么她提前下班。

好在手头宽裕了，娟也买了一部手机，我俩通话方便了。

娟说她弟也爱看书了，药店似乎也成了她弟的图书阅览室，每晚看书成了习惯。

翔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回上海了。

“五一”前我主动说：“你回上海看看你妈吧，要不她该对我有意见了。”

他说：“是啊，她肯定想我了，只不过希望我先有所表示罢了。”

翔走后，我收到了养父的信，他要求我七月份必须回玉县一次，因为玉县护校要举办百年校庆，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多国的方氏家族的后人齐聚玉县寻根访祖，省里市里都很重视此次活动。我作为方氏家族在中国的唯一后人，不出席显然是不对的。

两天后我收到了玉县政府的正式邀请函。

我决定回去。

娟说：“不许犹豫，必须回去。你不回去，我都不答应。”

我说：“那药店这边怎么办，刚营业又关门，成什么事了？”

她说：“我负责药店的营业。卖药品可不敢大意，我负责你不是放心嘛。”

我说：“超市那边交给你弟一个人，你能放心吗？”

她说：“雇个人帮他。”

她招聘了个四川姑娘。

我见过后，不是太中意，问她为什么不招个漂亮点儿的？

她说：“我希望将来帮我弟在深圳安家落户，漂亮的他也配不上啊。肯和他成心成意过日子的最适合他。”

玉县的变化也很大。

临江大桥的建成和临玉公路的开通，不但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促进了两地的商贸，到玉县甚至到周边山村观光旅游的人多了。玉县的店铺多了，家庭宾馆多了，新盖起了两座酒店，一座三星，一座四星。农家乐使周边山村热闹了，临江人的车辆和身影络绎不绝。

我站在久违了的家门前，脑子里蹦出来的是当时的流行语：“孵化基地”四个字。当年的中国，“开发区”如雨后春笋。有的地方却不叫“开发区”，叫什么什么“孵化基地”，比开发区更形象的一种叫法。

虽然是星期日，养父却不在家，在农村调研还没回来。我在家门口与他通手机，他告诉我钥匙在老地方。

老地方就是信报箱，有锁眼，却是给外人看的，一个小小的机关才能使它打开。养父总丢钥匙，所以在信报箱里放了一把，以防万一。

家门维修过了，左右多了两尊石雕：一尊是仙鹤，一尊是葫芦。

我问养父那是怎么回事？

他说一言难尽，等他到家再告诉我。

我开了家门，迈进院子，见院子和房屋也维修过了。不是面貌全新的那种维修，而是文物保护那种修旧如旧的维修，一切方面比我居住过的时期理想多了。

我再次与养父通话，问他什么时候到家，我要不要把饭预先做好？

他说一个小时后准到家，他已有所准备，他到家他做饭，要我什么都别管，安心等他就是。

家里重新改造出了一间大客厅，壁上悬挂多幅老照片，不是一般的“老”，是多位清代和民国人物的肖像照，有一位进士、两位举人；还有一位县令和一位着西装的留洋的医学博士，是英国皇家医学学会会员——居然还有一位中年的传教士！

他们自然都姓方，都是方氏家族的重要历史人物，都是“校长妈妈”的先人——与我一点儿关系没有。

但我还是看得很认真，记住了多数人物的名字。我无肃然起敬之心，却有自愧弗如之感——因为我毕竟出生不久就改姓方了呀！

洗罢澡，我平躺床上休息时，又一次联想到了“孵化基地”四个字。

是的，客厅里的照片告诉我，这处有一百多年的方氏老宅，未尝不可以也用“孵化基地”来比喻，当年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方氏儿女，不少人成了家族的自豪——他们即将回来了，这处方氏家族留在国内的唯一老宅，对他们具有根的意义。

我也是在这处老宅呱呱坠地的，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五彩梦频频的少女时期。那么，这里也可以说是我的“孵化基地”——与安徒生的童话相反，我是从“鸭蛋”壳里诞生出来的；一个由于机缘巧合而错生在群鸿故里的麻鸭蛋。我有自知之明，以我现在的情况看，我是个注定了将一生平凡的人。我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人，谁年纪轻轻的就会甘于平凡呢？但我确实已看清了我的一生，除了买彩票意外中几千万大奖，我的平凡毫无悬念。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那是指古人，而且主要指官场之人。四年来的打工生活使我明白，芸芸众生之中寻常如我者，在现代社会，最迟三十就该知天命了，否则岂非活得甚不清醒么？何况，果然中了几千万大奖就不平凡了？我不还是我吗？我不怕平凡，简直也可以说，既然平凡注定是我的宿命，我愿与我的宿命和平共处，平平凡凡度过我的一生。我之一切努力和劳碌，不是一心想要超越平凡，只不过是要使那平凡趋于稳定，争取在稳定中过出几许平凡人生的微淡的小滋味来。我不赞成“明知不可为”而“为”，我认为这句被某些人赋予诗性色彩的话，其实是很忽悠人的，明明不可为还乱为个什么劲儿呢？那不是瞎折腾吗？我深知我除了沾光于玉县方氏家族这一点，自己的人生再无任何可以任性折腾一番的资本。连我是方氏家族后人这一点，也不是事实，而只不过是“既成事实”。我之折腾，很可能将“既成事实”也折腾成了难堪的事实。

是的，我委实折腾不起。

让平凡来得更平凡一些吧！不就是平凡吗？又不是生不如死！有何惧哉？

我要在平凡中活出些自尊来……

我怀着这样的想法睡着了。

等我醒来，养父已在厨房里了。

片刻后我们父女开始吃饭，养父开了瓶红酒，问我喝不喝？

我说：“喝，当然喝。”

养父高兴地为我斟酒。

他情绪极佳。

二○○六年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从此取消农业税了，先前指责他的一些人有的向他道歉了，有的不能再拿那事说三道四旁敲侧击了，某时期内笼罩着他的官场雾霭消散了——不必问我也知道，这是他情绪极佳的主要原因，尽管他因而没当上市委书记。另一原因，当然是方氏家族的海外成员归国寻根这一活动。他与我通话时曾说，自己是当成一件大喜事而参与的。

他说门两侧从前就有石雕，是玉县民众集资在我“校长妈妈”的祖父七十寿辰时献给方宅的，以感激老先生常年在民间进行义诊的善举——后来被砸毁了，不久前按照片原样重雕：鹤寓意长寿，葫芦代表医道之玉壶。他说如果他是书记或市长，那么以自己是方静妤丈夫的双重身份，理应是欢迎活动组委会主任。但他既没当上书记，也不是市长了，只不过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了，所以就只能当“秘书长”。

他将“只不过”三个字说出格外强调的意味。

他说有一个时期，这里被几家公司合占了。半年前，市委市政府下达联合红头文件，勒令速速搬出，以便维修。说以后，这里就是永久性的“方氏故居”了，但他和我，却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像主人一样居住其中，生活在其中，拥有不可剥夺的居住权，但产权归公。

我们父女边吃边聊时，来了一个小伙子，是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他请养父过目几页名单，即将印刷成册。养父离开饭桌坐到一边认真看。工作第一，他总是那样。即使刚刚端起饭碗，也会立刻放下。

看着看着，他不高兴了，抬头冷冷地问：“个体户什么意思？”

小伙子嗫嚅地说：“个体户……您明白啊。”

“我不明白！方氏家族在国内的唯一后人，而且是最直系的后人，怎么就成了个体户？海外归来的方氏家族的客人们会怎么想？”养父板起了脸。

“这……那您给个明确的指示，该怎么改？”小伙子的样子显得有点儿蒙圈。

我说：“爸，事实如此，别改了。”

养父说：“非改不可。这不是小问题。”

小伙子说：“您别生气，我是临时抽调来的，没经验，情况了解得不太准。”

养父说：“我没批评你的意思，记住，要这么改——以‘自由职业者’取替‘个体户’三个字；学历不要写‘夜大在读生’，啰唆。写‘大学’两个字就行……”

他转脸问我：“女儿，让你带回几张个人满意的照片，没忘吧？”

我说：“带回来了，现在要？”

他说：“那有劳女儿了。”

我取回装照片的信封，在饭厅门外听到养父在对小伙子说：“我女儿不是一般人的女儿，我强调这一点，不是指她是我前任市长、现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女儿；而是强调她是方静妤同志的女儿。方静妤不仅仅是已故的玉县护校的校长，正如我刚才说的，是方氏家族在国内族脉的传承人。那么，方静妤唯一的女儿是怎样的人，直接影响方氏家族那些后人们寻根的心情……明白我刚才为什么有点儿犯急了？……”

我听到小伙子说：“明白，我保证按照您的指示改好。”

我怕直接进入会使养父尴尬，成心在门外弄出了响声，等屋里安静了才推开门。

养父说：“女儿，介意我替你选一张吗？”

我笑着说：“那最好。”

其实，我心里也很不自在，因为自己“事实上”是个体户；“事实上”还在读夜大；“事实上”未免太平凡，对于方氏家族而言，简直平凡得近乎平庸。

养父又问：“女儿，这张如何？”

我笑着说：“好。”

小伙子走后，我们父女继续吃饭的气氛不如刚才那么愉快了。也不是不愉快，只不过多少有点儿凝重了。

养父对我说，我在活动中的任务主要是陪好女性嘉宾，照顾好老年嘉宾，比如搀搀扶扶的，如果他们之中谁的听力不好，我要充当一下“助听器”。

我笑着点头。

“但尽量少谈自己。谁问了，不回答不礼貌，回答以简单含糊为好，理解爸的意思吗？”他也笑着嘱咐我。

我照例笑着点头。

“放心，你的角色是轻松角色，到时候，老爸会专门向他们介绍你的。老爸的介绍，会比你自己谈自己效果好。你瘦了，接下来的几天，要多吃点儿。”他为我夹了一个鸡腿。

而我为了向他证明回家的愉快，吃得津津有味。

怕他再将话题扯到我身上（那会使我受不了的），我主动引起话题——问他没能当上市委书记，是否觉得是人生的最大遗憾？

他坦率地说：“是啊。当然是那样。当干部的人，离休之前，谁不希望自己当过一把手呢？”

我又问：“那很重要吗？”

他说：“想开了就不重要了，现在你老爸想开了。当时是有点儿想不开。并不是喜欢更大的权力，而是希望自己能为一方百姓做更多的实事。女儿你要知道，有些实事，二把手再想做也做不成，一当上一把手，似乎就一切条件都水到渠成了。有的人把当官作为理想，有的人为了理想才当官，老爸属于后一种人。都过去了，不谈它了。再吃点菜，老爸炒猪肝尖椒很有水平的，没见你夹这盘菜，我给我女儿夹点儿……”他的好心情又恢复了。

饭后，时间还早，我们父女俩又移步到客厅去聊。养父说他喜欢那大客厅。在那儿，他觉得更利于以历史的眼光看现在。

养父的话使我好生奇怪。

我问：“为什么只说以历史的眼光看现在，而不是以当代人的眼光看历史？”

他感慨良多地回答：“全中国的人，全世界的人，以当代之眼光看历史，看历史人物的世纪太久太久了，这使人们很容易形成事后诸葛亮的思维定式，而且很容易陶醉于自己分析水平的高级，于是以思想家自诩。若也能尝试以历史的眼光看现在，则更会领略到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所谓一新一好，当思来之不易；逐岁之变，应记步履维艰。”

显然，对于我的问题，养父已数度思考，心得良多。

“爸，在临江市和玉县地面上的干部、商企人物，各行各业的优秀者、精英啦中坚啦什么什么的，差不多你都认识了。与他们在一起，你肯定是愉快的。可你一回到老家，一下子被扔在贫困之中左冲右突却难以成功摆脱的亲人和群众所包围，你会产生心理分裂的感觉吗？”

我不再犹豫，排除顾虑，不失时机地问出了我早就想问他的一个问题——那种感觉困扰我许久了。

他没立刻回答，掏出了烟盒。

我替他按着了打火机。

他吸了两口烟后，仰脸望着屋顶说：“唉，女儿呀，你问到老爸的痛点了。我当然会有你说的那种感觉，我会告诉他们，各级政府，会将逐步消除民间贫困和疾苦当成己任的……”

“像做报告那样？”

“绝对不是。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串门拜年的时候，围着火塘聊家常的时候……”

“他们信？”

“我认为他们是信的。因为我不但是当过市长的人，还是他们的亲人、发小，关系不一样嘛。而且我有数字，有事实……”

“你那些数字、事实，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嘛，姑娘们戴上了金项链、金戒指；小伙子买得起摩托了；吸烟的不吸叶子烟改吸卷烟了；回村探家的青年中，有大学生了；外出打工的人，有的学到了熟练的技术，成了好工匠了……”

“爸，不谈那些了。最后一个问题……”

“女儿，你这不成了记者嘛！”

“不是采访，是关于我的问题——爸，你和我校长妈妈，你俩当年，对我抱有过什么希望吗？”

“你指的当年，是什么时候？”

“我小时候。”

“多小的时候？”

“才几岁的时候。”

“这么回答你吧女儿——在你小学三年级以前，我和你校长妈妈除了教导你一些做人的起码道理，并且尽量使你成长得健康、愉快，其实对你的人生并没什么不寻常的希望。到你小学五六年级时，才开始有了一些希望……”养父又从烟盒里弹出了一支烟。

“爸，你刚吸了一支。”我将那支烟掠了过去。

他说：“再让我吸一支嘛。”

我说：“先回答问题。”

他说：“行。那我回答完了，不论你满意不满意，都要奖励我那支烟哈。”

我说：“一言为定。”

他说：“那时，我们也只不过是希望你能考上一所较好的大学。不是指清华北大，而是指复旦啦、北师大、人大、中山那类大学，我们希望你将来能成为大学教授。我们对你抱有这种希望，并不证明我们要从这种希望中获得多大满足。而是觉得，那样的努力方向，可能更符合你的人生理想。你考上了贵师大，我们也没失望，理想可以由三级跳来实现嘛。比如接着考‘贵大’的研究生，再考别的大学的博士……”

“对不起爸爸，我太让你们失望了……”我流下泪来。

“不要哭嘛。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的做法爸爸是可以理解的。你没那么做，倒不符合你的性格了……”他向我伸出一只手。

我将烟给了他，再次按着打火机。

他吸了口烟，站了起来。

我小声又问：“那么现在，你们对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吧？”

他来回走着说：“我和你，咱俩都无法听到你校长妈妈的想法了。但我对你，还是寄托着希望的；并且我认为，如果你校长妈妈在世，她是会同意的……”

我声音更小地问：“哪种希望？”

养父在我面前站住，弯下腰，看着我的眼睛说：“女儿，要做好人。要一生做平凡的、普通的好人。”

“就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

“肯定不是……彻底失望的另一种说法？”

“肯定不是。”

在墙上挂着些进士、举人、县令和博士以及其他成功人物的大照片的空间，我听我养父强调“平凡”和“普通”，这使我有一种相当不真实的感觉——我想我脸上也许呈现出了不信的表情。

养父直起身，吸了口烟，不再看我，边踱步边说：“女儿，你没必要怀疑我的话。我问你，中国有多少临江这样的城市？”

我说：“二百多个吧。”

他又问：“上海有几位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我说：“高翔告诉过我，一共六位。”

他站住，不看我，看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语调缓慢地说：“虽然我现在不是市长了，但毕竟当过，那么你是全中国只有二百多位的一位市长的女儿；你还是全上海只有六位的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未婚妻。你还有方氏家族的特殊背景，我听高翔说，他父母的家族也都不一般。那么，尽管你本人现在很平凡，很普通……”

“我觉得，我将一生平凡和普通……”

“那你也还是首先要做一个好人！”——他向我转过身，又弯下腰看着我了，表情和口吻都特严肃地说，“在全中国十几亿平凡的、普通的人中，你还是属于极少数极少数的幸运者。一个社会，固然要教育每一个人都做好人，但首先要使极少数极少数幸运者成为好人。中国的人格教育，在我看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走的是弯路，对绝大多数人整天重复着陈词滥调，对极少数所谓成功人士，几乎全社会又都表现出献媚唯恐不及的巴结心态，仿佛一个人只要成为有钱的大佬了，似乎连人格也都完美了。但一个国家的进步，归根结底，是要看百分之九十多的人是怎样的人，明白？”

我说：“爸，你把我绕糊涂了……”

他说：“我虽然过去是市长，现在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我不能对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说刚才那番话，说了也白说，只会引起反感。但我的好女儿，我希望你这个平凡的普通的人中的幸运者，一生都要做一个好人。你要使我和你的校长妈妈相信，中国的芸芸众生之中，有一个好人是我们的女儿。因为在芸芸众生之中，你是很应该成为好人的那一个。一生做好人，也是成功人士。做好人不需要投资，不需要天赋……还不明白？”

“明白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他将对我的希望降低到了底线水平。

这使我内心忧伤又起。

“真明白了，那就亲一下老爸。”

他向我偏过脸颊，而我煞有介事地“奖励”了他说真话的态度。养父的话使我又一次感到——平凡和普通，也许真是我此生的宿命。

为什么养父既说平凡又说普通呢？我睡下时，不由得继续思考，终于想明白了——两者确乎各有所指。平凡意味着能力方面一无专长，或虽有专业而业不骄人；而普通意味着人与财富的关系。我的人生注定了将与财富沾不上边。我居无定所，除了已投入到两处小店的一点儿存款，再什么都没有。我与李娟在人生的同一起跑线上。娟是普通的，与我相比，她似乎还有一种刚被证明的经商的专长，那么，我的人生是不是比李娟还平凡呢？不同的是，娟的亲人都指望她逐渐不平凡起来，包括我这个朋友也总是给她打气，但愿她早日不平凡起来。她自己也铆足了劲儿，朝着争取不平凡的方向努力拼搏，往往不将自己少了一个肾当成回事儿。娟是好人，所以没人对她念什么《好人经》，她只消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就是了。

而我，不但平凡，不但普通，还要由养父当面教诲，以使我永远明白——我既平凡也不平凡，既普通也不普通，因为我有一位当过市长的养父；因为我已故的养母在一座小县城的史册上必将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我与该县曾经的名门望族发生了一种说有便有，说无亦无的间接关系。分明的，按养父的逻辑，我同时是芸芸众生中的极少数幸运者，所以我必须既平凡着普通着还应该自觉做一个好人。我理解养父说的那些话，归根结底是他代社会向我提出的要求。也分明的，他这位不平凡不普通的父亲，认为自己对社会有那么一种义务，对我有那么一种责任。

我平凡，我普通，我幸运；我在芸芸众生之中，我又属于极少数极少数的幸运者——幸运者理应自觉做好人，所以我如果缺乏那自觉性，显然首先对不起我的幸运。

但平凡的、普通的好人怎么个好法？老实说我从没认真想过，也根本懒得去想。

李娟从不想这类自寻烦恼的问题，我为什么不可以？

娟一向自自然然地做她自己，我认为我也有此不可度让的权利。

想到这儿，我对养父的教诲逆反起来——如果我现在已是某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他还会对我那么谆谆教诲吗？还不是因为我事实上已经平凡了，普通了，做个好人才成了他对我唯一的希望？

我不禁想到了孔子那句名言：“五十而知天命。”

可我才二十四岁，我已知天命了。这真有点残酷。既然如此，那就如此吧，我将在平凡中努力，我将在普通中无怨无悔，我将与我的宿命和平共处，正如一个人与自己的影子的关系。

……

我梦到有一只彩蝶在我头顶翻飞。它快速变大，先是变成了小天使，但翅膀却没变成白羽翎的，还是蝶翅，像五彩玻璃那么透明，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天使快速变得像真人一样大了，细看竟是“校长妈妈”。

我说：“妈妈，我平凡了，我普通了，可我拿自己没办法，你千万别生我的气……”

“校长妈妈”捧着我的脸吻我的额，满面喜悦。

她说：“我知道，妈妈什么都知道。平凡不是错，普通不是罪过，谁的人生都不过是生命现象，只要你中意自己的生命现象妈妈就替你高兴。”

我说：“可爸爸还要求我做好人，我很困惑，不知怎么样才是好人。”

她说：“我女儿已经是好人了。”

……

第二天早上，养父一见到我就说：“看来我女儿解过乏了，神采奕奕嘛！”

迎宾活动的开幕式隆重而又顺利。是由养父主持的，他为自己的角色理了发，固定了发型，西装笔挺，领带醒目，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岁。市委书记亲致欢迎词，少先队员向宾客代表献了鲜花。

会后自由活动时，我的特殊身份使我成了宾客们关注的中心，许多人轮番与我合影。百十来人，一半是姓方的，另一半是他们的配偶或子女，除了小孩子，大抵是成了别国人的不平凡不普通的人士，其中还有哈佛和剑桥的在读生。

血统真是厉害，只要善于继承某种不平凡不普通的血统，似乎想要平凡和普通都不怎么容易。

我与他们合影时不断在心里对我自己说“校长妈妈”在我梦中说过的话，否则我会觉得被无形的压力重重包围，脸上的笑容会变得勉强。

一位七十余岁但精神矍铄身体硬朗留白髯的老先生与我合影后，问我养父：“我可以拥抱她吗？”

养父微笑着轻轻将我推向他，我主动拥抱了老先生一下。

老先生说：“婉之，我们看到你精精神神的，气质好，教养好，都很高兴啊。我们方家在大陆唯一的后人并没有……我的意思是，有我们方家的基因，我不虚此行啊！……”

他问其他方家人士：“你们也是吧？”

那些不平凡、不普通的人皆点头。

他又问我：“听你父亲说，你在搞投资？”

我被问得一愣。

养父立刻说：“是的，她喜欢那一行。”

我也只得点头。

老者接着问：“做得还顺吗？”

我顺水推舟地回答：“还行。我资金有限，都是小额投资。”

老者用手势招过来一位中年男子，让我一旦遇到了困难就找他。男子给了我一张名片，愉快地说：“论起来我是你表叔。”

养父告诉我，老者是“校长妈妈”的堂兄。

我问养父，那老者有句话为什么只说了一半？

养父说：“他们在国外听的负面情况多了，以为会见到一个差不多是文盲的你。”

我说：“就是一个想象中的傻大姐呗！”

养父笑道：“你干吗非那么说呢！”

第二天晚上，养父郑重其事地与我谈了一次话。他问我想不想出国？“校长妈妈”的堂兄，也就是我的舅父，希望将我带出国。

这太意外了。

我问：“那高翔怎么办？”

养父说：“你舅父保证也可以让高翔出国，而且说……”

“说什么？”

“他身后的遗产，将来可以由你俩继承。”

“要是高翔不愿意呢？”

“所以你得问问他，最好现在就问，明天我好给你舅父一个答复。他做这个决定很认真呢。”

在养父坚持下，我当面与高翔通了次手机。

高翔说：“我肯定不会去美国的，我妈都六十多了，我将她撇在上海不对吧？你应该知道，上海人非常恋上海的，越上了年纪越离不开。但你是自由的，你怎么决定都行，我不拖你后腿……”

结束通话，我对养父说：“爸你听到了，明天你只得替我谢谢舅父的好意了。”

养父说：“你也不想知道，你舅父将来的遗产是什么吗？”

我说：“爸，还有必要知道吗？”

养父什么都没再说，默默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站住，也不转身，却举臂竖了一下拇指。

这使我颇不安，因为谁对别人不满往往也会那么表示。

但我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是高翔的未婚妻，我做重大抉择的前提，不可能不是两个人的一致态度。

第二天第三天我们父女没再单独在一起过，大事小情都得由他拍板，他很忙。

第四天下午开联欢会时，我也没和他坐在一起；他陪年长的宾客坐。

身在此处，心却四处游荡，思绪也乱飞，我忽然想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我没读过马克思的书，是养父多次对我说到过，高翔也说过。以前我对那句话没任何体会，当时却一下子有了——虽然，济济一堂之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姓方，却由于与他们的配偶关系，另外一多半别姓的人们也成了我和养父的亲戚，正如姓孟的养父和本不姓方的我，由于与我的“校长妈妈”方静妤的关系，也成了包括三代的他们的亲戚。若将来某日养父不在人世了，毫无疑问，他的大照片将挂在“校长妈妈”的旁边，一并出现在故居那客厅的白墙上——不仅因为他是配偶，还主要因为他曾是一位市长。

但是，养父那些贵州山区里的穷亲戚，是否也属于亲戚们的亲戚呢？逻辑上也应该属于的吧。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将是，养父的两类亲戚，永远不会有欢聚一堂的机会。我的事实上的神仙顶的亲戚们，也不可能有那样的机会。

于是我理解了，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会对社会关系予以筛选的动物。人之所以高等，此点显然也是证明。所以，“和”的大小和成分，对于不同的人是非常不同的。

而我，除了受惠于“校长妈妈”的姓氏以外，一切一切方面，都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只不过我不平庸，爱思想，因为爱思想才平凡却并不平庸。“我思故我在”五个字，是我体会存在感的真谛。高翔曾对我说，这一点使他对我情有独钟。

那时刻，我又产生了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和”，生活难以推进之复杂的感觉。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方婉之，你注定了只应付得来简单的人生，不断的加法只能使你的人生变得复杂。你是那么不善于也不愿意利用你的“和”，所以复杂对你来说太复杂，那就莫如以平常心爱你平凡、普通又简单的人生吧……

忽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养父在掌声中站起来，转身看着我走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送我走向演出台。

原来亲人们要求我出节目。

他在台前小声对我说：“也要说几句话。”

我问：“必须吗？”

他说：“你不是明天要走了吗？走前不说几句，那多不好。别忘了你也是主人。”

我唱了一首歌。

感谢李娟与倩倩，和她俩一起在深圳“挣外快”那些日子里，我的嗓子唱开了。

我唱得不错，博得了又一阵掌声。

“敬爱的每一位亲人……”

亲人之所以谓亲人，不仅仅是由血缘，更是由相处来决定的。我与宾客们既无半点儿血缘，也没真正相处过，所以我口中不易说出“亲爱的”三个字，非说，便不由衷。但我确实敬爱他们，并不因自己的平凡和普通，而对他们的不平凡和不普通产生隔阂。事实上，我对任何凭自己的天分加努力而不平凡不普通的人，都心怀虔诚的敬意。“敬爱的”三个字，更符合我的真情。

台下肃静了。

我从容而又淡定地说：“我是平凡的，普通的。像我这样的人，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也是世界的绝大多数。我是十几亿同胞之一。爸爸妈妈从我小时候就教育我，一个人的天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做一个好人，却与天分与能力无关……”

我看到养父呆住了——半瓶矿泉水放在小桌上，他却叼着吸管呆呆地望着我；我看到我的老“舅父”推了他的手一下，他才将吸管插入瓶中。

我说：“作为我们这一脉方氏家族的一分子，我并不以平凡和普通而自卑，因为我从没因平凡而懒散，从没因普通而对自己没了心向阳光的要求。在此我郑重向亲人们保证，正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亲人，我将无怨无悔地做一个好人，将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将在普通中恪守做好人的原则；将为十几亿人口这一庞大的分母，加上平凡、普通而又善良的那个‘1’，孵化自方氏家族的那个‘1’……”

我还说了什么自己也记不清了。

我走下台时，肃静延续，养父仍呆坐着望我。

我往我的座位走时，舅父站了起来，老人家转身面对人们大鼓其掌。

养父也随之鼓掌。

于是响起了齐刷刷的掌声。

我没归座，我跑了出去。

那日天高气爽，对面山顶上火烧云亦紫亦红，变幻莫测，美得奇妙。在那山的后面是神仙顶——听养父讲，由广电部集资，在神仙顶架起了天线塔，人们可以看到信号清晰的电视了。

我走过马路，买了一支雪糕，一边吮着，一边欣赏火烧云——我之所以能在台上将话说得那么顺畅，全是因为几天中我想过了我和我的宿命的关系。

“人是自我给出的意义的践行者。”

我记不清这句话是从哪本书中读到的了。

我只不过将我这一个平凡的、普通的“自我”给出的人生感悟说了出来。居然有机会当众说出，我心舒畅，觉得每一口雪糕，都是享受，滋味格外好。

我回到联欢会场时，养父也在台上了。

他手持话筒说：“想不到，亲人们会在联欢会上让我回答问题，我不敢不从命。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解放初期的中国，十分之九是农村人口。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口时，五亿左右是农村人口。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人口五分之三。九十年代的时候，还是一多半。现在的中国，农村人口仍比城市人口多。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绝大多数已经是城市人的中国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有些生活在农村的亲人，亲戚。贫困虽然也体现在城市，但农村的贫困更令许多中国人揪心！所以，中国着重对农村实行的脱贫计划，也是为了使许多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工作和生活两安心。大多数人，不可能明知亲人和亲戚仍未脱贫，而无动于衷、心安理得，仿佛事不关己嘛！亲情扶贫只能尽到个人的亲情责任；国家扶贫再加大力度也无法完全代替亲情责任，所以，我这位曾经的市长在位时，一向强调国家扶贫与亲情扶贫相结合。并且……”

他犹豫了片刻，低声说：“我的社会关系之和，也有一半姓‘农’，共同的名字叫‘贫穷’。我不能将我的‘和’一切两半，扔掉令我揪心的另一半。所以，我一向也是亲情扶贫的力行者。进一步说，我爱那另一半……”

养父那么说时，目光一直望着我。

翌晨，养父在送我的车旁拥抱了我一下，虽然四下无人，却仍小声说：“女儿，昨天你令老爸着实暗吃一惊。不过，你那么说也没大毛病。”

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了。”

他说：“你当然可以那样，但老爸往往不能。真话固然可敬，但那也要看由什么人来说，看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

我说：“你的意思，还是认为我那些话成问题呗。”

他说：“恰恰相反，我女儿能最大程度地做真实的自己，老爸为你高兴。”

我说：“那你给我这四天的表现打个分。”

他说：“满分。”

我心欢喜，在他腮上吻了一下，不料被县委肖秘书长看到。

肖秘书长笑道：“哈哈，父女情深啊！我已经用‘傻瓜’拍下了！”

养父孩子般地难为情了。

我没回深圳，而是去了上海。

我要在上海与高翔完婚。